特大城市为何外围式发展？
特大城市纷纷启动了“增肥”计划，进入“环环相扣”的时代。
济南开建大东环，刚奏响了五环之歌；
总投资120多亿元的北京“大七环”就真的来了，京津冀环线高速公路让河北人转眼成了北京“七环人”；
上海更是逆天，不到九年的时间，城市副中心就已扩散到外环线上，外环线内的虹桥、莘庄、吴淞等地通通晋升为中心城区，更大的“野心”还是打造16大副中心，分分钟秒杀其它城市！
特大城市中疏外扩，城市版图大了一圈又一圈。北京总面积10年扩大了4倍；新版杭州城规将新增3个城市副中心，杭州生活圈外扩50公里，让网友不禁感叹“90分钟我能从上海到苏州，可是我还没从外环到市中心”。
不单如此，特大城市的“扩散效应”也让外围城市“身价陡增”。
刚需群体和投资客旋即转战近郊区掀起“买房热”，上海周边房价半年涨了2.5倍，北京六环均价眼看就要突破60000/平米，昨日还备受冷落的大外环房价转眼让人高攀不起。
事实上，中央时隔37年再次部署城市未来发展的“路线图”，已然叩响了大城市外环之争的发令枪，这也意味着特大城市集体奔向外围“跑马圈地”是“政心所向”、大势所归。
“集万千宠爱于一身”的特大城市为何突然“调头朝外”发起了外围式的进攻？
背后实则隐藏了特大城市逆向运动的现实与无奈，最显见的原因就是大城市收敛得太集中受不了了。
特大城市在经济高速增长和快速城市化中收益最大，但“谋得太少，动得太快”，楼层“越长越高”、面积“越摊越大”，反遭来双重高增长的“集中反噬”。
当初岳云鹏的一首五环之歌可谓是将特大城市的拥堵“歌颂”得淋漓尽致；工业文明和政策红利的“双手合一”又推高了大城市的环境恶化和产能过剩。
特大城市的功能被各种“负能量”所劫持，长期追求增量带来的“城市病”集中爆发，内部吃不消，外溢性辐射随之发生，借以疏解特大城市的非核心功能。雄安新区的横空出世正是此种意图的极端体现。
况且，特大城市双重空间收缩，向大城市外部谋求理想的“战略突围”方向，也是各方利益群体的“应激本能”。
大城市的原始初衷本是实现交易成本最小化，可如今城市内部发展空间收缩，企业利润空间也在收缩，边际成本上升、边际效应下降，特大城市反而“集聚不经济”。
一边是大城市希望在更大区域进行功能和设施的布局，早日实现“退二进三”；
一边是企业、资本希望寻找新的“价值投资洼地”。
各种好处在“此消彼长”中不自觉得就落在了毗邻的外围区域头上。
城市副中心崛起撕破了环线价值论！近郊区也转身成了“金九”楼市的主战场。
当然，再往深处看，大城市极化发展的“梯度格局”、社会财富分配不均，也是特大城市外围式的发展带动城市化率的综合性“政治考量”。
在行政资源和市场资源同时高度集中的时代背景下，特大城市强大的资源配置优势使其成为效率较高的“区域增长极”，技术、投资、公共服务等都一并尊享优先权，此种资源分配不平衡直接引发区域性“灯下黑”。
自我强化的“磁铁效应”又再度加剧了中心与周边强弱的“马太效应”。但无论是湖南省提出的“一核三极四带多点”，还是深圳1.4万亿元砸出的“东进战略”，均说明中国区域经济“从非均衡转向相对均衡”是城市化的必然。可见，城市化反向运动其实是特大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宿命。
进一步而言，特大城市外围式的发展还肩担着“二次城市化”崛起的未来使命。
众所周知，人类社会总是沿着“发展——困境——突破——再发展”的轨迹周期性螺旋式上升，“从增长走向成长，城市转型才能向死而生”。
若言，工业化是大城市发展的初始动力，那么由新经济、新科技、新能源“杂合以治”的新兴产业则是特大城市“二次崛起”的后续动力，大城市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正当时。
但调整必然需要“腾笼换鸟”的替代空间，与特大城市毗邻的都市圈无疑是上上之选。
更何况，特大城市已经享受了第一波城市化的“特有待遇”，无论是基建、资源、人才、创新等各方面都有先天优势。
当下的非核心功能输出，实则是利用现有资源对特大城市功能的“重新排序”。
譬如，美国东北部核心城市带动型城市群，区域内以纽约为核心，制造业带、交通带、城市带融入一体，区域内产业布局调整合理，增大了城市间的互补性，从而也增强了整个大城市连绵区的经济稳定性。
而对于正享受“扩散效应”恩泽的都市圈而言，新一轮的“二次城市化”也将让其在对接互补中实现自身的提档升级。
毕竟，特大城市的“退化”、过剩资源的外溢、都市圈低价带来的估值优势，都给了“围城外”的城市走进来的机会，“1小时生活圈”不仅是一个交通圈，更是一个经济圈、创新圈。
如日本东京50公里之外，有高新产业集聚地的科学城筑波；
上海旁边也有堪称互联网金融、移动支付之城的杭州，实则都在“反向补充”特大城市的功能缺失。
由此观之，“市中心体现特大城市的繁华，外围体现特大城市的实力”，也不失为特大城市外围式发展的新特色。
特大城市的二次城市化，除了自身获益外，更能辐射带动整个周边城市的崛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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